李圣鵬/文

江蘇政府性債務規模全國第一，但債務率相對較低，因此，研究江蘇各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高低，幾乎是每家金融機構的必修課。通行做法是，統計各地區的政府性債務規模，計算政府性債務率，并結合經濟及財政數據、產業結構等多因素進行考量。

統計完各地區政府性債務相關數據后，接受過基本科學熏陶過的人一定會探討：江蘇各地政府性債務率高低（各地政府性債務風險的高低）與什么因素最相關？或者，更大膽深入地問：到底是什么因素在決定江蘇各地政府性債務率的高低差異？

是地理位置的南北差異嗎？還是經濟發達程度的高低差異？應該都不是，因為若是，就顯然與數據有諸多沖突，比如：

1、債務率最高的五個地級市依次是：地處最發達蘇南區域的鎮江、欠發達蘇北區域的淮安、稍發達蘇中區域的泰州、欠發達蘇北區域的鹽城和連云港，地理位置和發達程度各異；

2、gdp排名領先的西安、南京和無錫，人均gdp相當，均地處蘇南，但南京的政府性債務率遠高于西安和無錫；

3、gdp排名墊底的連云港和宿遷，經濟規模和人均gdp相當，地理位置相鄰，同居江蘇最北，但連云港政府性債務率遠高于宿遷；

4、徐州和宿遷，同居江蘇最北，經濟欠發達，政府性債務業務營銷和實施難度，遠高于稍發達的蘇中，接近蘇南區域的強者；

5、縣級市丹陽歸鎮江管轄，人均gdp與鎮江相當，但政府性債務率幾乎是鎮江的一半。

那么，到底什么因素最相關，什么因素起決定作用？

江蘇是經濟大省，也是中國最發達的省份之一，但常被戲稱“散裝大省”和“內斗大省”。這種戲稱本質上是因為有明顯差別的地域文化。文化是一種群體性的思維、語言和行為習慣。談文化，我理科生幾乎一無所知，只敢選其中客觀性較強的語言來探討一二。

江蘇分三大方言區，即江淮官話區、吳語區、中原官話區。

江淮官話區分布于金壇西部、南京（除高淳和溧水大部）、鎮江（除丹陽）、揚州、泰州、南通（除啟東、海門、通州東部）、淮安、鹽城、連云港大部。

吳語區分布在西安、無錫、常州（除金壇西部）、丹陽、高淳、溧水南部、靖江、啟東、海門，通州東部。

中原官話區分布在徐州、宿遷、連云港北鄉。

突發奇想，不妨用方言區的概念來分析上述五個沖突：

沖突1：政府性債務率最高的五個地級市，盡管從地域看分屬蘇南、蘇中、蘇北，發達程度也各異，但均為江淮官話區。

沖突2：江淮官話區的南京，政府性債務率遠高于發達程度相近的吳語區的西安和無錫。

沖突3：江淮官話區的連云港，政府性債務率遠遠高于中原官話區的宿遷，盡管經濟規模和發達程度相當，地理位置相鄰。

沖突4：中原官話區的徐州和宿遷，盡管經濟欠發達，但政府性債務率不高，政府性債務業務營銷難度大。

沖突5：吳語區的縣級市丹陽，政府性債務率不高，幾乎是其所在的江淮官話區的鎮江的一半。當然，丹陽常因歸鎮江管轄，被金融機構風控們誤殺。

由此看來，用方言區概念基本能解釋得通上述沖突，基于此推斷，江蘇各地政府性債務風險的高低，或許和其地處什么方言區最相關。或者，還可以更大膽地揣測，不同的地域文化是江蘇各地政府性債務風險高低最重要的決定因素。當然，要使這個結論完全站住腳，還需要更細致的詮釋和更小心的求證。

最有意思的是，用方言區概念似乎能直接解釋很多現象。

比如，蘇中地區最強的幾個縣，距離相近，經濟規模相當，政府性債務率由低到高分別為：啟東、靖江、海門（剛改為海門區）、泰興、如東、如皋和海安。對此可以用方言區概念進行合理的解釋——吳語區的啟東、靖江和海門的政府性債務率，低于江淮官話區的泰興、如東、如皋和海安。

又比如，經濟強市常州經常有金壇政府性債務的傳聞，但金壇的經濟總量和人均gdp其實居常州各區縣中游。用方言區概念同樣可以解釋——金壇西部為江淮官話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