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至2019年12月期間王某通過手機軟件在甲傳媒公司指定的第三方網絡平臺上進行獨家直播，內容以唱歌、聊天為主;王某做網絡直播所需設備由其自己負責，其網絡直播地點亦由其自行決定。期間，王某的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系通過某案外公司繳納。

2020年1月，《全職主播簽約協議》到期，王某與甲傳媒公司因底薪及提成支付問題發生爭議，遂申請勞動仲裁，要求甲傳媒公司向其支付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間的工資、提成二十余萬元。王某認為其與甲傳媒公司存在勞動關系;甲傳媒公司予以否認，主張雙方系合作關系。

【審理結果】

仲裁委員會認為雙方成立勞動關系，裁決甲傳媒公司支付王某上述期間工資3萬元、提成24萬元。甲傳媒公司不服仲裁裁決，訴至法院。

一審法院對仲裁裁決結果予以確認。甲傳媒公司不服，上訴至北京二中院。

經北京二中院主持調解，雙方當事人自愿達成調解協議，甲傳媒公司支付王某17萬元。

法官說法

該案系較為典型的網絡主播與所屬公司因確認勞動關系、支付提成等問題引發爭議的案件。雖然網絡直播行業可能與傳統行業中勞動關系的履行模式存在較大差異，但是判斷網絡主播與所屬公司是否存在勞動關系，仍需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的規定進行甄別，即用人單位和勞動者應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主體資格，用人單位依法制定的各項勞動規章制度適用于勞動者，勞動者受用人單位的勞動管理，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有報酬的勞動，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用人單位業務的組成部分。

該案中，甲傳媒公司和王某雖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主體資格，但是甲傳媒公司的規章制度不適用于王某，其公司從未對王某進行過勞動管理，即對王某的直播內容、直播形式、直播時間、直播地點、直播設備等均無限制和要求，王某的報酬系通過直播行為吸引粉絲進行打賞所得，即其報酬并非基于向甲傳媒公司提供勞動而獲得，王某進行的網絡直播行為亦不屬于甲傳媒公司的業務組成部分。故王某與甲傳媒公司并不符合建立勞動關系的法律特征，雙方不存在勞動關系。為減少當事人訴累，二審法院對甲傳媒公司應支付王某的提成數額進行核算，雙方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并履行完畢。

法官提示

網絡主播與所屬公司在建立法律關系時應明確是否具有建立勞動關系的合意。雙方應針對建立何種法律關系進行協商，并簽訂書面協議約定雙方權利義務關系。若建立全日制勞動關系，公司應與主播訂立書面勞動合同，勞動合同應具備諸如勞動合同期限、工作內容和工作地點、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勞動報酬、社會保險等法律規定的必備條款;若建立非全日制用工關系，雖可訂立口頭協議，但仍建議以書面形式對法律關系進行明確，并應注意非全日制用工勞動報酬的結算周期最長不得超過15日;若建立平等主體之間的合同關系，雙方宜訂立書面協議，對權利義務進行明確約定。

公司不得以合作名義行勞動關系之實，與勞動者建立勞動關系應嚴格落實勞動基準的規定。建立勞動關系與否并非簡單以簽訂協議的名稱進行判斷，對于爭議案件，人民法院將審查雙方建立法律關系的實質屬性。公司應當按照真實的法律關系與網絡主播簽訂協議，若建立全日制勞動關系應當簽訂書面勞動合同，并為勞動者提供勞動保護或勞動條件，及時支付勞動報酬，繳納社會保險。